“手机上的童年”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眼下，它已成为一个公共治理难题。
以澳大利亚为首，半年来，英国、法国、西班牙、马来西亚等十多个国家各自草拟社交媒体禁令，禁止或限制青少年使用Instagram、YouTube、Facebook等主流社交媒体平台。
被媒体认为掀起这场“反社交媒体”风暴的，是一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
他在2024年出版的书《焦虑的一代》中直指，人类的童年自2010年智能手机出现后，经历了一场根本性的变形。他认为，手机式童年导致各国青少年心理问题全面爆发，多国青少年抑郁率直线上升，由此呼吁采取集体行动，比如，“16岁以下孩子禁止使用社交媒体”。
《焦虑的一代》乔纳森·海特 著
在中国，尽管尚无单独针对社交媒体的禁令，但原新闻出版总署曾于2005年提出技术手段，面向未成年人推行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限制游戏时间；2021年起，多部门又有针对网络综合治理的“清朗行动”，社交媒体平台亦内含于其中。
但多年后的今天，以短视频为表现形式的社交媒体带来了更具体的语境和更显著的冲突。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夏柱智长期关注中国乡村教育。在多年的调研中，他发现，手机上的童年，在乡村尤为突出，日渐成为亲子、家校矛盾的导火索。而这也把围绕“手机式童年”的社会治理和新一代青少年的成长议题，再度推到了台前。
那么，各类禁令，乃至“焦虑的一代”背后的真问题是什么？当传统的童年正在消逝，新一代面临手机式童年，我们又该怎样保护我们的孩子？
手机成瘾，不止于娱乐
夏柱智时常想起3年前到湖北某中学调研时，一位中学校长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诱惑。但智能手机时代的小孩，好像陷得更深一点。”
这种“深陷”的状态，用调研中的另一位小学教师的体感来说是：班上周末在家玩手机10个小时以上的超过了一半。夏柱智也有切身感受：每逢春节回农村走亲戚时，亲戚家十多岁的孩子待在卧室玩手机，不出来会客，也是常态。
2021年起，夏柱智带着课题组，到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省的农村做调研。在他们的调研对象里，90%的留守儿童拥有智能手机。其中，近七成孩子用手机看短视频、玩游戏和社交媒体，四五岁的孩子也能熟练下载和操作手机游戏，不断滑动屏幕刷新短视频。
智能手机时代的小孩，他们的童年正从“以游戏为主”转变为“以手机为主”
随着中国农村网络化接轨，便携的智能手机成为重塑儿童成长环境的重要一环。
课题组对1.3万余名农村家长展开问卷调查，58.5%的农村家长认为，手机对自家孩子的成绩有负面影响。和过去的网吧上网相比，负面影响更甚，因为“网吧”搬到了家里。
“以前的孩子需要偷偷到网吧上网，不仅需要钱，还要胆量。电子屏幕时间还是有限的。”夏柱智说，“但现在，哪怕是最懦弱、乖巧的孩子，他们也可以盯着手机屏幕一晚上。关了灯后，每个中小学生的被窝里就是一个游戏场。”
夏柱智尤为担忧的是，过早地接触社交媒体，让“儿童被迫成人化”。“许多小孩的心理状态，和成人没什么差别。他们知道了很多我们到了18岁之后才知道的事情。”
过程中，互联网挤占了传统家庭、教师的教育角色。夏柱智举例：“他们接触互联网上的‘读书无用论’，于是陷入了消极、虚无的生活。”
过早地接触社交媒体，让“儿童被迫成人化”。图源：Unsplash
孩子应该遵循一定的成长规律，过渡为成年人，这也是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秉持的信念。他在《焦虑的一代》一书中指出，自2010年开始，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学业表现一直在恶化。他认为，这是玩耍式童年转变为手机式童年导致的后果。
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人类大脑关键期发育集中在5岁前。接下来，人类要通过自由玩耍、与他人协调行动、寻找榜样，从而获得成长。“要想让大脑健康发育，孩子需要在正确的时间，以合理的顺序，去体验有意义的事。”乔纳森写道。
社交媒体的出现让过往许多玩耍、冒险获得的体验都消失了。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青少年每天能与朋友肆意玩耍的时间，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直线下降。
乔纳森认为，下降曲线标志着一代人对现实世界的疏远。青少年把大量时间用在经营社交账号，发漂亮的视频和照片，查看点赞和回复上。
当青少年的业余时间几乎被手机屏幕占据以后，他们的童年面临四大伤害：社交剥夺、睡眠剥夺、注意力碎片化和成瘾。
青少年长期熬夜玩手机会对身心健康造成多方面损害。《欢乐家长群2》剧照
斯坦福大学成瘾研究专家安娜·伦布克在《成瘾》一书提及，进入2010年代后，患者中出现了许多网络成瘾的青少年。社交媒体和网络影响了他们体内的多巴胺分泌，如果他们无法上网，“那么无论干什么都没劲”。
夏柱智告诉南风窗，在农村和县城，“因为智能手机管理发生师生冲突、亲子冲突的现象非常普遍”。在华中地区的一个山区县，曾在短短3年发生两起学生因手机被没收而跳楼自杀的极端案例。
湖南一乡镇教师对课题组回忆，女学生用爷爷奶奶的手机给在外打工的母亲发信息，如果不给她买手机就“自杀”。这名母亲为此专门赶回家，将小孩送去治疗网瘾，并留在家专门照看她。
塌陷与分化
在海外，《焦虑的一代》持续一年霸榜多个英文畅销书榜单，它切中了人们对新生一代的成长焦虑，引发了共鸣。但也有心理和教育的研究者认为，乔纳森把复杂的儿童心理问题简单化了。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发展心理学家Candice Odgers在《自然》杂志评论道：“首先，这本书会大卖，因为乔纳森·海特讲述了一个令人恐惧的故事，很多家长都做好了相信的准备。其次，书中反复暗示数字技术正在重塑我们孩子的大脑，并导致精神疾病的流行——但这并没有科学依据。”
在发展心理学领域，一个经常被研究者警惕的词语，叫做“横截面研究”，即在同一时期，以不同群体为样本，最后进行比较，而不是纵向地基于对一个群体的长期观察得出结论。横截面的数据通常只能证明相关，而非因果。
这也是很多人批评乔纳森·海特的原因。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原因可以很多样，社交媒体和青少年抑郁水平、自杀率攀升，两者究竟是相关，还是具有鲜明、唯一的因果关系，这是《焦虑的一代》以及众多西方决策者仍未科学论证的。
不止如此，一些研究指出，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有积极的作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智媒研究中心在7月发布的《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中指出，社交媒体具有增加社会互动、提供情感支持、减少孤独感、提升自尊等积极功能。其影响方向取决于每个人使用方式、动机、内容及个体差异，与家庭环境、同伴关系密切交织。
因此，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认为，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绝非简单的“有害”或“有益”二元框架所能概括的。
更被学界认可的是，谈论社交媒体的影响，需要分不同群体、不同情境进行探讨。
手机式童年中，留守儿童是更脆弱的一环。
夏柱智告诉南风窗，智能手机对出生于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负面影响相对可控——他们的业余时间都被课外班等精细化管控了。
但是，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更多由隔代的长辈带大。老人们对手机的影响不够警惕，为了让孩子不打扰到自己，甚至会将手机当作“保姆”，给了留守儿童更早支配手机的权力。
他还发现，“双减”政策在农村产生“意外”后果。
与城市不同，农村课外培训班原本就少，“双减”之后，当课余时间几乎没有学习任务时，玩手机便成为留守儿童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成为了乡村的一种流行文化，这更加剧了城乡差异。
“沉迷手机的孩子很容易陷入塌陷的童年。”夏柱智说，有相当部分的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不仅面临成才的问题，还面临能否正常融入社会的问题。
他在一篇论文里总结，手机沉迷行为造成少年儿童的巨大成长风险，不仅影响学业，而且危及他们的心理健康与基本的价值观，形成了“童年的塌陷”。
事实上，乔纳森·海特也在《焦虑的一代》中承认，社交媒体对不同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不一。但他提出了一个更大的分类范畴：性别。他认为：社交媒体对女孩的影响远超过对男孩。
他分析，这一差别源于男孩和女孩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不同。男孩上网时，喜欢看视频以及玩网络游戏，女孩更喜欢玩图片类的社交平台。就使用动机而言，女孩倾向于“共生”来定义自我，即通过表达善意、协同合作等方式，力图融入集体以及维持和谐的关系。
此外，女孩更在乎与他人的比较，更追求完美主义。当社交媒体呈现其他人的完美生活时，女孩容易感受到外貌和身材焦虑。
她们不断使用滤镜和修图功能，让生活显得精致和完美。她们还容易遭受社交霸凌和网络暴力，成为网络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也更大。
“这也是为什么社交媒体是一个陷阱，且它诱捕的女孩比男孩多。”乔纳森写道，“她们自带的各种本能，是针对现实世界的社交生活进化出来的，在这个新世界中只会处处碰壁。”
从家校责任到平台责任
对手机成瘾和算法推荐的愤怒和对抗，也在酝酿新的维权风暴。
2026年初，一场备受瞩目的集体诉讼案开庭。美国洛杉矶高等法院围绕一起“社交媒体成瘾”集体诉讼案展开庭审。20岁女孩K. G. M. 是其中一名原告。
她指控，Meta旗下的Facebook、Instagram、谷歌旗下的YouTube等社交媒体，通过“诱导性成瘾设计”导致其从童年起便手机成瘾。法庭证词显示，在青少年时期，K. G. M. 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耗费的时间长达16小时。
2月，K. G. M. 在庭审中表示，社交媒体的滤镜、美颜工具以及算法推荐的内容，不断强化她对外貌和身材的不安。长期沉迷之下，她患上了身体畸形恐惧症，过度依赖美颜滤镜，不敢正视没P过的照片。此后，她产生严重的抑郁问题，一度产生自杀倾向。
相比过往案例更特殊的是，K. G. M. 此次将矛头对准了社交媒体系统的设计和架构。一个关键证据是，K. G. M. 的律师在庭审中曝光了一份Meta内部文件。在2015年，Meta内部讨论曾提及，要利用青少年的心理弱点，留存住更多用户。
2026年3月，洛杉矶法院作出裁决，认定Meta与谷歌在应对青少年因使用社交媒体而造成心理伤害一事上负主要侵权责任，判决600万美元作为赔偿。
这一判决被解读为里程碑事件。“技术中立”不再成为平台免责的理由。
不仅如此，美国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等4个州指控Meta刻意将旗下的Facebook、Instagram设计为易让未成年人沉迷的算法模式，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要求支付1.4万亿美元的巨额罚款。案件定于8月开庭审理。
从全球多国在政府层面出台社交媒体禁令来看，对社交媒体滥用和手机沉迷等问题，正从过去的依靠个人自制力和家校承担责任，转向要求平台分担责任。
深耕儿童数字权利的国际组织“五权基金会”指出，过去面对未成年人，社交平台和政府一般强调风险评估。这时，“风险”被狭义理解为传播暴力、色情等内容。平台自身的算法设计和功能带给人的伤害，却被监管部门忽视了。
现在，“平台系统设计风险”正在被越来越多人看到。很多人意识到，比起直接传播危害身心的内容，社交媒体和科技平台为了更多人的屏幕时长，设计出的无限滚动、自动播放、推送通知、个性化推荐等功能，才是更危险的。这些功能吸引来的“注意力”让平台大赚特赚、成为只手遮天的商业帝国，却导致青少年整日粘在屏幕，不断查看手机，在虚拟世界成瘾。
越来越多拟出台的法案和正在进行中的判决，都将矛头指向了同一件事：科技平台应对其影响日益巨大的虚拟世界负主要责任。
尽管相关禁令的出台效果不如预期——法律生效三个月后，有研究发现，超过80%的澳大利亚青少年仍能使用社交媒体。但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在公开发言时强调，立法的目的不是要惩罚孩子和让家长感到内疚，而是首先强迫社交媒体平台承担责任。
澳大利亚规定，负责开发和运营的社交媒体平台，应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满16岁者开设账户，违者最高罚款4950万澳元（约合2.3亿元）。
面对“手机式童年”的潜在危机，中国已针对未成年人出台多个法律法规。2025年12月，国家网信办等八部门发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明确要求网络平台不得在首页首屏、热搜、弹窗、榜单等醒目位置，呈现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针对算法推荐等新技术，平台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严禁向未成年人推送风险信息。
然而，共同的价值倡导背后，共性的难题还是，除了显著的色情暴力信息，如何定义什么样的信息对未成年人来说构成“风险”？
尤其全国炒股配资，在算法主导的信息环境中，风险往往并不以明显有害的形式出现。孩子们面对的并非某一条有害信息，而是一整套经过商业逻辑优化的注意力系统。平台承担的不应只是屏蔽、删除违规内容的义务，更需要重新审视自身该如何系统性地分配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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