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配资专业网上配资炒股，即公元1728年秋，一桩震动朝野的大案落下帷幕。湖南落魄文人曾静，受已故思想家吕留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之说的影响，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却被后者诱捕送京。
然而，曾静案最令人意外的结局，是雍正没有将二人处死，而是将其提解进京，亲自策问，并顺势编纂了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
这部书是雍正的一场“全国巡回辩论”，要求在各地刊刻宣讲，人人诵读。雍正试图用这种方式，从根本上驳倒一个困扰清廷近百年的大难题：一个“华夷之别”中的非汉族政权，凭什么君临天下？
可谁又曾想到，两百年后，这部雍正亲自撰写、旨在洗清污名的辩护著作，竟成了后人指认他“自认外国之君”的“罪证”。网络流传甚广的那个断论——“雍正亲口承认：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到底是真是假？
谣言从何而来？
翻开网上流传的所谓史料出处，你会发现一句似曾相识的原文：
“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大义觉迷录》
这句话出自曾静供词，是雍正转述反清人士的指责。原文还有“徒谓”二字，意为“只不过说”。雍正的意思是：逆贼们只是说我们满洲是外来的君王统治中国。这是曾静等人的腔调，不是雍正自认。
这个谣言的诞生堪称一场“成语接龙”——有心人删掉“徒谓”去掉了虚词，改写“满洲”为“外国”，最终添上“朕”字入口即食：“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短短十一个字，皇帝的一腔辩解成了“自供状”。
有种观点认为，这类谣言的源头可能与金庸的武侠小说有关。顺治皇帝那句广为流传的所谓“中国这地方能守住就守，守不住退回老家去”，实际上正是《鹿鼎记》中顺治退位前的自言自语。历史考据学告诉我们：警惕小说笔下的人物替真实历史上的人物“开口说话”。
《大义觉迷录》里的“中国”观念。
穿越谣言的迷雾，去审视雍正真正的中国观和正统论，会发现一个远比“是中国人”或“不是中国人”更复杂的政治思想家。
雍正面对的不只是一时的政治风波，而是一道跨越两千年的华夷之辨门槛。
所谓“华夷之辨”的核心逻辑是：以地域、礼教、文化为中心，居中原者为华夏文明承载者，处四裔者为文明水平较低的“夷狄”。在传统儒家看来，非华族入主中原，在礼法上始终欠缺正统根基。
清军入关近百年后，雍正仍然无法甩掉这个包袱。
雍正的策略不是回避，而是正面“破题”。他的论证分两步走：
第一步，以道德替代种族。 雍正上谕写到：“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祐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
翻译成今天的话：上天选择君王，看的是德行，不看户口本。
第二步，以文化共同体消解华夷对立。 雍正搬出了两位上古圣人：“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以经典驳斥“夷狄不能为君”的逻辑。
紧接着，他写下了一句“一语定乾坤”的话：“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
意思是：满洲的身份只是我的“籍贯”，就像山东籍贯、山西籍贯一样。我占据的是天下大一统的道德制高点，而不是坐在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王座上。
这种身份论述在当时具有某种超越性和进步性。正如现代学者刘正寅所指出的：清朝突破传统的“华夷”观念，强化华夏认同，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和共同体意识。
“既想留住草原，又想拥抱中原”。
然而，雍正的认同绝非单一的“汉化”如此简单。现代学者在分析雍正帝的民族观念时，普遍认为它具有明显的双重性。
这种双重性还常常呈现出：一边宣称“天下一家，万物一源”，一边却严防满人身份底线的动摇。
雍正六年某日，雍正偶然听到自己的护军用汉语开玩笑、说粗话。这位皇帝的反应，和听到反清言论时一样震怒。他即刻召集众侍卫，严厉训斥：“嗣后各宜勉力，屏弃习气，以清语、拉弓等技专心学习！”——言下之意，满人的语言和弓马技艺，是身份的“底线”，绝对不能忘本。
《清圣祖实录》的纂修也有类似现象：雍正朝开始编纂时，遵照惯例以满语底本为准，而最终版本却不得不改用汉文；这是因为当时满人官员已普遍不熟悉满语公文，连官方修史都不得不向文化同化的洪流低头。
所以雍正真正的身份认同究竟是“亦满亦汉”还是“非满非汉”？或许答案本身就在《大义觉迷录》的字里行间：他想要的是“天命在德，四海一家”。既要保留草原弓马的根本，又必须拥抱中原礼教的庞大文化帝国。
他的政治改革也印证了这种双重性。从雍正元年即推行“摊丁入亩”、废千年人头税，到“火耗归公”限制官员贪腐空间——这些直指民生根基的政治操作，很难说是一个“外国之君”对“被征服之地”的敷衍。雍正用十三年的时间构建了一个以个体德性为核心、以政治实效为标准的国家治理体系。
清代官方宣称“大清一统，华夷一家”，本就包含着一个实质的政治目标：将东北、蒙古、西藏、回疆等地区全域纳入大一统体系，统一协调，而不是仅仅把自己当成“中原之主”。
雍正在位期间，自始至终都在以统治“天朝”的身份做政治决断。在《大义觉迷录》中，他能如此高度自觉地直击华夷问题的根本，正因为他将自己视为大一统帝国的最高象征，而非某个特定区域的民族领袖。他在驳斥“华夷之辨”时写道：“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这里面透着何等透彻的政治远见。
乾隆帝后来禁止《大义觉迷录》在全国流传，焚烧收缴。但到乾隆晚年，重修历代帝王庙时乾隆也亲自留下一句话：“中华统绪，绝不断线。”
如果清朝皇帝真的不把自己当中国的君王，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
历史不会像小说那样拥有一个结局分明的章节。多年后，一个叫雍正的皇帝仍不断地出现在各路论坛和自媒体的质疑中：他是不是篡位者？他是不是暴君？他是不是自认“外国之君”？
这些疑团像枷锁，困住了雍正在当下的公众认知里。而真正的主角，早已带着他未竟的身份尴尬和大一统雄心，永远定格在了紫禁城养心殿那堆积如山的朱批奏折中——那些墨迹里，写满了困惑、决绝和无法向所有人解释清楚的孤独。
雍正最想告诉后人的话，或许他已经写在了《大义觉迷录》的开篇——“天下一家”。只是他没想到，几百年后的人还会拿一个伪造句拷问他：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历史没有标准答案，但有真伪之分。那个深宫里的皇帝，大概做梦也会醒来，写下一道可以穿越千万里的朱批——不是“朕以外国之君”配资专业网上配资炒股，而是“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这句话的分量，足以堵住所有道听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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